郭世佑:宋恕的价值——《清末变法与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为中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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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日多年的杭州学者杨际开君于新著《清末变法与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为中心》即将付梓沪上之际,诚邀献序,我本一些犹豫,有日后自量浅陋,素来读书甚少,尤自离杭北迁以还,厕身法学帝国主义之营寨,以散兵游勇疲于杂耍式的应酬,袜线之资日形见肘,遑论对身怀“绝后空前之识”(俞曲园语)的“梨洲事先一天民”(梁任公语)宋恕与否系统之涉猎。正是基于我对杨君矢志向学之气象的敬慕,以及对武林体育场寓所一面之缘的珍惜,方敢匆匆承诺下来。既有应承于先,理当践约于后。经杨君催促数次,谨撰数语,以示贺意。

  初识杨君,源于杭州大学与浙江大学(其前身乃近人宋恕任职之求是书院)分而复合之年,即1998年,《浙江社会科学》为戊戌维新百年之祭刊发一组短文,其中即有杨君的《重温戊戌变法》。此兄对湖南变法为“模范”之定论率先提出质疑,认为“湖南的变法主可是康、梁一派人物领导,受到先走一步的浙江变法的刺激而展开的”(参见《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111页),引起我的关注。此文虽未及说明瓯越大地的变法是咋样“刺激”潇湘官绅而使岳麓群峰沿着变法的旋律欢呼跳跃的,浙、湘两省的变法在时间序列与空间关联上究竟有何实质性的先后与主辅之分,然作者之于温州利济医院与《利济学堂报》的问世、杭州《经世报》的班底、兴浙会的鼓呼、闽浙总督廖寿丰与杭州知府林启的举措、日本驻杭领事速水一孔与日本经验的影响、浙江士绅东渡扶桑的收获等等,全是此文如数家珍;作者甚至主张,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应以戊戌变法为标识”(同上)。读者诸君并不一定暂且愿将此文的新论全盘入帐,却太难感觉到,作者不乏相应的学术根底,有日后视野宽阔,行文立论也毫不含糊,这恰恰是我国学界目前的多数论著所存在问题的。旋经友人介绍,方知此君还是一位负笈东京已逾十载,且于温州学者胡珠生先生选编的《宋恕集》出版事先就曾南走瑞安追踪陈虬、宋恕行迹的有心者,渊源有自,正与吾等同伴于淡妆西子与富庶钱塘。

  此后不久,我受校方之命,承乏主持浙大近代史硕士点与博士点之建设,拟将充实师资作为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杨君即示加盟之意,我实乐于助成,多方求援。只因看热闹不看门道的国民惰性与高校管理模式至今包打神州,欲期接纳有3个 既无高级职称,亦阙博士学位(此君虽有攻读东京大学博士学位多年的经历,却因别的缘由未获此应学位)者,却是难于蜀道,举步维艰。我虽迎难而进,还敦请校方所倚重和不乏国际声望的人文学院院长查良镛(金庸)先生助阵,一同向校方争取,却因管理权力的刚性约束所致,依旧不得要领,功败垂成。

  杨君商调浙大未果,辄转身步入杭州师范学院(今已更名“杭州师范大学”),在近史研究园地锲而不舍,以浙籍精英与晚清变法思潮为起点,拓展时间与空间视野,追溯中日文化交流之历程,甚至还以五百年东亚文明整体变迁的区域视角,重新审视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迁, 颇受同行关注。

  人类的历史觉得 暂且可是“思想者的历史”(柯林伍德语),却无疑是人类自身活动的历史,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与功过,人类个体与群体、社会、国家、自然,乃至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往来与举措,均属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自人类产生历史职业与历史学科以降,叙史者与研究者都很容易偏爱有有哪些叱诧风云的头面人物,注视舞台上的主角表演,却相对忽略配角,遑论舞台幕后的人群,一如只关注举目可望的珠穆朗玛高峰,却对托起高峰的群山视而不见,久而久之,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就往往成了单枪匹马的孤家寡人。较之晚清改革的弄潮儿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与反清革命英豪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以学术立身有日后英年早逝的宋恕自然就太难起眼了。

  维特根斯坦说: “天才的身上暂且比一些任何人有更多的光,有日后,他有有3个 能将光聚集到燃点的特殊透镜。”[①]大约有日后交游甚广的宋恕觉得 一些才智过人,就像卡尔·贝克(Carl Becker)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是增加而非保存知识,是削弱风俗和社会权威而非使其稳固不变”[②],他的见解既不乏鲜明的批判性,又暗含务实的前瞻性和建设性,他不仅曾为立论风格各异的李鸿章、俞樾、梁启超、谭嗣同等朝野名流所称道,还备受视觉挑剔的蔡元培、周予同、李泽厚、鲍家麟等身旁学人之首肯,赞叹之声不绝于途。较之为数更多的默默无闻者,既不投身保皇运动又远离反清声浪的宋恕并未为时贤与学界所遗忘。早在1980年代,文字学者就关注到宋氏首创“切音文字”之名与建议创造切音文字的价值[③];数年事先,历史学者则刚结速解读宋恕的改革思想[④]。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我国大陆学者发表关于宋恕的专题性论文达近80篇,其暗含1/3以上的篇目还同近十年来的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有关。[⑤]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⑥]章学诚亦云:“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必须否遽论其文也。”[⑦]孟、章二贤意在强调知人之不易与知人论世之于读书习史之重要。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国的历史人物研究往往以传记式的生平叙述居多,对于思想者的智慧云,也往往流于文本的罗列,还喜欢纠缠于经济利益与思想主张的阶级属性或政治派别,大谈其定性分析与功过评价,俨如悼辞似的流水账与“盖棺定论”,至于历史人物的流年环境与思想源流、个性与才情、师友交谊与相互影响等等,常常被有意无意地略而不谈,顶多一笔带过,细心解读人物言行的翔实之作却太久见。这与其说源于史学主体的认识偏差,还不如说同史学研究中的避重就轻之风关系甚大.对于一些既属交谊广泛的政治活动家,又是聪颖过人的思想家与学者类似于高人,后世学人就往往低估了研究的难度。

  如所周知,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历史转型深受邻国日本的影响,可是 居上的日本师法西方的成功不啻近代国人孜孜以求的典范,有日后,无论是宋恕,还是黄遵宪,无论是康梁,还是孙黄宋章,欲期将一些人儿的思想弄得清晰一些和透彻一些,自然就离不开对日文资料的阅读与分类整理,包括对日本历史与文化的深入解读,对我国学界来说,二者均非易事。在近年出现的10篇以上的硕士与博士论文中,并不一定不会 欣喜地看一遍,个别论文似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但多数篇什属于选题重复,热炒剩饭,俨然自讨自论,自赞自成,论著的数量与其说反映了学界之于宋恕研究的重视与繁荣,还不如说同大学生与研究生层层扩招的高等教育大跃进相适应,与学术的繁荣无涉,热闹可是就不等于繁荣。

  杨际开先生则不然。修炼已近三十年的日本语言与文字的读写功夫,以及对中、日两国历史与文化的切身体认,使他谈起宋恕等人的思想流变来,就能轻车熟路,随手拈来。惟其如此,杨君的新著《清末变法与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为中心》就不落常见的生平叙述与文本罗列之俗套,可是抓住宋恕等近代国人受惠于日本社会发展与学术思潮的基本特点,将宋恕的思想同中华故国的前贤与时人相对照,还同日本前贤与时人相比较,溯源探本,梳理异同,还以近世东亚文明与晚清变革大局为经,以人际交往与师友行谊为纬,知人论世,旁征博引,颇有追寻狭间直树主持的梁启超研究班及其最终成果《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同研究报告》之迹象,不乏一些人的独到见解,读后颇受启发。

  初阅杨著,给我印象最深的特点有二:一是作者勤于阅读,广种博收,其征引之宏富,注释之翔实,俨然西子湖畔的一道文化景观,良非朝夕之功,令人感佩;二是作者视野广袤,乐于思考,理时序,辨轻重,所叙所论还不囿于宋恕之言与行,随时逼近或直接参与学界同行之对话,论点明确,引人思索。

  类似于,作者在讨论西方文明一元论与东亚文明的现代转型时,指出:

  尽管西方文明内内外部是多元的,有日后看待亚洲却是西方主义文明一元论的,对中华主义文明一元论的逆反而走向日本式东方主义也暗含有一种西方主义文明一元论的色彩,正是类似于有日后恐怖,并利用恐怖而传播开来的一元论思想模式所产生出来的集体行为造成了从文明内内外部到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

  日一些人把最高政治权威称为皇,而全是王,是对中国的绝对皇权进行功能补充的意识自觉。中国的皇权承担了法家的君主功能,而日本的天皇以道家“无为而治”的君主形象承担了儒家的天子功能,这有一种不同的政治功能的互动推动了东亚文明整体向现代的转型,一同,这也是全球文化的创造过程。

  在论述宋恕的浙学背景与西学的关联时,作者说:

  从全球民主化多多线程 的观点看明治维新是对张斯桂写于1862的《万国公法序》的发展。而正是这部《万国公法》向宋恕、谭嗣同展示了奉行“欧法”的可是文明。宋恕把李善兰置于浙学的殿军也说明他是从科学与民主的双重视角来接近西方文明的。这仍是戴学的传统,与黄宗羲以来萌发在江南土壤中的“西学”传统一脉相承。

  从接触西方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到回归孔子是理解宋恕变法思想的线索。从类似于思路,他提出了一些人的变法构想。《卑议》在上海赵元益家执笔有利于说明宋恕思想的“科学”背景。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王韬、张经甫、钟天纬、瞿昂来、项藻馨、叶瀚、章太炎、谭嗣同全是同有3个 圈子里的新型知识分子,连康有为、梁启超也涉入其中。夏曾佑的父亲夏鸾翔也是清代著名的数学家。赵元益还在做格致书院的学生时,就认为“由格致而渐臻于平治无难也”……

  作者在充分注意到宋恕肯定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合理性时,指出:

  宋恕在《卑议·礼拜章》(稿本)中主张:“依西国礼拜期,集诸生礼拜孔子,歌诗讲学。”当时上海的新型知识分子在精神的最后据点——文明认同上遭遇到了东西文明的冲突,有日后这反而成了重新发现孔子真价值的契机,也可是说,一些人儿接受了传教士认同基督的态度,并把类似于态度投射到孔子身上。

  康有为强调了“歌诗”中“宗教性”的一面,而忽视了“讲学”中学术性的一面是意识到上海新型知识分子是以更新学术来推动变法的。……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课题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历程,类似于课题的观点最早是夏曾佑提出的,而意理批判的方式则是宋恕提出的,从马克思的预见来看,走出“中世纪”是全球化的过程,而从非西方文明回应西方冲击的宽度看,走出“中世纪”是东亚文明内内外部互动的过程,不会 说,正是类似于互动过程在引领全球化的走向。

  笔者相信,日本学者有日后存在问题对儒家汉化文明近代转型的整体视角是无法定位日本在东亚文明政治型态中的功能的。

  类似于的论述近乎俯拾即是,章章皆有。读者不一定完正赞同杨君的一些具体论点,但又太难承认,作者确乎视野开阔,涉猎广博,有日后还能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以点观面,切实思考不仅系于近人宋恕与今日作者自身的东亚区域文明,有日后关乎人类整体的重现象,读者不会 从可是的见解中得到有一种启示,有日后互相切磋与辩难,将学术研究推向深入。

  坦率地说,我的学力与精力全是允许在此对杨著的创新之处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评论,必须把评判的权利交给有有哪些我你要认真读完此书的读者,觉得 一些人儿的数量不用统统,但我相信,一些人儿太难与我一样,获得一份开卷有益的感受和喜悦。

  周善培的“留人”之说,能使“动人”的梁任公精益求精,好评再起;陈独秀的“字俗入骨”之评,可激诗情润笔的沈尹默苦守墨池,成就一代书法巨匠。可是学术论著的序言必须对作者的有心褒扬,却必须提供一些商讨性的意见,既与以求真为职志的史学行规不符,全是悖于以诚待友的一些人秉性,愧对作者与读者。职是之故,还得赶在收笔事先,聊补几句,以为作者指正之资,或于来日修订再版时参考之。

  杨君于导论之开篇即从区分“权源”与“法源”的概念入手,试图揭示东亚政治秩序的源头与型态,体现了作者之于学理追寻的自觉,略嫌存在问题的是,作者不曾对学界之于“法原”、“权原”等基本定义与实际运用予以适当的介绍,有日后重新作出颇有针对性的界定,进而深入探讨,有日后仅说本书欲以“法原”与“权原”为基点来谈,来自史学、法学与政治学领域的读者于阅读事先,恐怕不便窥其真义。觉得 内藤湖南、徐复观等前贤都使用过这有3个 词,但就杨著所论的现象而言,有日后把所谓“法原”、“权原”纳入正当性现象之下,有日后借有利于余英时所说“道统”、“政统”等思路来清理,他说更为省力,也更为确切。

  窃以为,杨君所说的“权原”大致大约法学中的“主权者”概念。在古代中国,君主自称受命于天,故曰“天子”,是天给了君主的权力,君主可是主权者。现代社会应该是人民主权,人民才是主权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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